体系文件要“说人话”

曾经有过两次，客户对我们所编写的体系文件提出意见，对我触动很大。一个是一同参加审核的中国石化某位领导说：你们写的东西总是感觉和我们不是一个风格，意思对，可看着别扭。另一个是某企业的《质量手册》，经我修订后提交到总经理审批，但总经理却说：我看不懂，估计员工更看不懂。其实，不光是客户看着别扭，我们自己也看着别扭。

自打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接触体系标准以来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会说“人话”了，“建立、实施并保持QHSE管理体系”“相关部门根据相关文件实施并保留相关记录”之类莫名其妙的文字屡见笔端，同道中人，多类于此。

我们这些靠体系标准吃饭的，到头来却又中标准之毒太深。机械地学习所谓的“体系标准语言”，而把我们自己的语言习惯丢在一边。

“体系标准语言”使用率最高的恐怕就是“建立、实施并保持QHSE管理体系”了，没学过体系标准的，谁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就是知道，也感觉别扭。其实这句话用中国话来讲很简单，就是“开展QHSE管理体系建设工作”。有的老师跟我咬文嚼字：“建设”只是策划，没有实施和改进的意思。我说：那“开展社会主义建设”难道没有实施、改进吗？企业经常发文：“开展×××建设工作”，其具体做法往往一是策划方案（建立）；二是贯彻落实（实施）；三是检查、回头看（保持）。所以“开展QHSE管理体系建设工作”完全可以替代“建立、实施并保持QHSE管理体系”。

经过多年努力，我国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理论日趋完善，但一些标准和实际还是存在差异。比如“事件”一般用于政治、社会领域，如社会群体事件等，而在安全领域则称之为“事故、未遂事故”。又比如标准“不符合”，在我国已经通过法规给“隐患”以定义，包括人的不安全行为、物的不安全状态以及管理缺陷，那么请问还有什么“不符合”不是“隐患”呢？还有“纠正”，我们叫整改等等。由于标准与实际的差异，导致企业在建立体系时要多做一件事，那就是将这个貌似中文的标准再翻译一遍，让它说“人话”。那么标准为什么不直接“说人话”呢？用毛泽东同志当年《反对党八股》中的一句话来讲，可能就是为了“装腔作势，借以吓人”，就是“发誓不要老百姓看”。

还有那个“程序文件”，从体系祖师爷开始到如今，多少人表面地、机械地理解“程序文件”，曰：中国企业没有程序文件。于是乎，开展体系建设二十多年来，企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程序文件编写工作，编了一大堆不伦不类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只是给审核员看看，对于企业来讲，基本上没啥用。只要我们稍加理解一下“程序”的定义“为进行某项活动或过程所规定的途径”，标准同时又说“含有程序的文件可称为程序文件”，言外之意，也可以不叫“程序文件”。那么，我们这就会知道，在我国企业编制的规章制度、操作规程等就是“程序文件”，而没有必要去编写那些所谓的“程序文件”，形成“两张皮”。

我把此类“体系标准语言”文章称作“体系八股”。八股文章在中国文脉中不可或缺，同时，在中国八股与反八股的斗争一直存在着，源远流长。历史上每每探索新的文风，势必列些条条框框，但条条框框一但僵化，便演化为八股，于是便又有识之士奋笔击之，是时文风便蔚然一新。远有唐宋八大家反对八股文章，近有毛泽东反对党八股，还有邓小平反对教条、机械地照搬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等等。

我每每读到“体系八股”时，就不由得想起诞生于2000多年前的《史记》。在司马迁当时所处的过度讲究藻饰、骈偶、声律和用典的文字环境中，他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着整齐的“六朝骈文”，力求明白如话、参差错落的自然散句，并把这种散句熔炼得似俗而雅、生动活泼。他还不让古代语文佶屈聱牙的形态出现在《史记》里，而必须文笔干净、平易朴实、灵动流畅，适合当代人阅读。“《史记》，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母本，也是中国文学的母本。”（余秋雨《中国文脉》）。

“体系八股”还影响到日常生活。那年兄弟相约清明回乡扫墓，按惯例该由我撰写诔文，寻思诔文格式应该从“时维甲午，序属清明，祖德芬芳，恩被后嗣”等起笔，后终觉过于耗费精力和时间而放弃。到了扫墓的那天，语文并不如我的家弟倒是出人意料地拿出一篇，洋洋得意地说“估计你没时间写，就用我的吧”，倒也是四字一言，四言一句，几乎是用白话文将家中情状一一诉就，语言平实而自然，墓里墓外的都能听得明白。倒是我后给加的收尾“呜呼哀哉，伏惟尚飨”反显得画蛇添足，古板滑稽。

“站在使用者的角度编写文件”，一位老师一语中的！中国语言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，汉字是世界时最优美的文字。我们不但没有很好地使用和传承，却在“体系标准”的影响下败下阵来，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可悲而汗颜的事。这让我想起一句成语：邯郸学步，说的是“昔有学步於邯郸者，曾未得其髣髴，又复失其故步，遂匍匐而归耳”（《汉书·叙传上》）。

由此，我向同仁们提出编写体系文件要求——说人话！